应对全球共性挑战 中国智慧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时代之需”

“我钦佩中国在与国际盟友和伙伴合作中的开放态度和灵活性，这让双方实现共赢。”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王可维(AsadKhalil)对科技日报记者说，2022年1月1日开始施行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既反映了中国近年来的科技发展，也是中国为应对全球共性挑战作出的积极回应。

中国参与全球共性挑战的科技治理能力逐年提升，但如何以更开阔的视野，参与更多关系全球共性挑战课题的全球治理，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担当的时代命题。

多国外籍专家、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将中国智慧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既是“时代之需”，更是贡献中国智慧、分享中国经验的重要路径。

积极兑现疫苗承诺参与全球生物安全治理

中国很早就宣示，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积极推动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

兑现承诺离不开国际合作。

“我们无法单枪匹马地与疫情抗争。”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高级项目官杜珩说。因来自中国且有公共卫生和疫苗专业背景，她在疫情之初受命“应急响应中国工作组的负责人”，致力于在中国和全球疫苗研发网络之间建立合作——帮助中国科学家与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建立联系，推动中国疫苗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资格工作，进而参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国际疫苗援助采购。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3月3日新闻发布会给出的最新数据是：中国先后向150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大量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检测设备等防疫抗疫物资，向34个国家派出37支医疗专家组，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21亿剂疫苗，帮助其他国家提高疫情防控和应急救治能力。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医师、来自孟加拉国的心脏病医生米斯巴·菲尔杜斯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真诚地说：“现在包括疫情期间，孟加拉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持续发展，正是得益于在中国和其他友好国家支持下采取的必要有效的疫苗行动。”

厦门市外国人才服务站顾问ZuzanaPavlonova还亲自参加厦门为外专接种疫苗的服务工作，并录制相关视频让更多外国人提升科学抗疫的信心。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科技界如何进一步主动参与甚至主导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为其他国家和机构层面的生物安全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工作范本。

2021年夏天，国际科学院组织发表声明，正式核准许可中国天津大学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牵头、多国科学家共同研讨达成的《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以下简称《天津指南》)。天津大学全程参与了《天津指南》的制定过程，并起草了《天津指南》的基本内容。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家俊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天津指南》是生物安全领域首个以中国地名命名的国际倡议，被作为工作文件由中国外交部提交至《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物科技审议专题会、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会议。

李家俊认为：“这是通过国际合作分享中国智慧和经验的典型案例。”

携手应对多种挑战“互利共赢”是合作前提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一个残酷的警告，这个警告同样适用于其他全球共性挑战。

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数字安全……每一项重任，倒逼人类知识储备升级的同时，更考验不同利益社群合作共谋的智慧。

“越是面临复杂局势，越要保持国门继续敞开。”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工业大学材料与制造学部教授王璞跟记者分享他的观点，他赞同媒体在“上海公报”50周年之际发出的声音——“中美关系合作共赢的大势不可逆转”。“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格局，为科技界在互利共赢前提下深入开展双多边科技合作提升了信心。”

实际上，科技开放合作为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性问题提供新途径。作为走在前面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尽己所能提供科技咨询和技术转移等服务。

米斯巴·菲尔杜斯所在的中国团队，曾借助先进的5G技术，远程向孟加拉国同行展示心脏手术的现场直播。他还亲自参与了中国与至少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心脏病医学领域学术交流活动，并对此感到振奋与荣幸。

对中国—东盟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秉持互利共赢理念的建言献策也亮相两会。

九三学社中央今年提交了《关于对接RCEP规则建设面向东盟的数字贸易港体系的提案》，正是因为发现“RCEP成员国间，特别是东盟各国之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而我国各地数字基础、数字运用能力、数字产业生态也存在差异”问题，着眼于2022年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提出“有必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建设面向东盟的数字贸易港体系”。

锚定“科技自立自强”拓展国际科技合作网络

中国发起和参与重大国际科学计划、制定国际科技规则的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制约了我国科技界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高质量开放创新一定与高质量科技自立自强互相促动。”王璞委员认为，两个着力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一是牢牢掌握住先进学科和先进技术中的关键技术。王璞委员体会深刻——他年轻时就学工作的山东大学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以研制KTP、KDP等非线性晶体而闻名，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很多高校开展了持续的人才和技术交流。30年过去，中国仍保持了这一领域的优势。

二是利用好大科学装置助力基础研究和开放合作。科学前沿的革命性突破越来越依赖于大科学装置提供综合性极限研究手段，“应该说，以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为标志的全球大科学时代已经到来。中国的大国重器和高水平研发平台，提供了主导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条件。”

李家俊代表对更广泛地拓展国际合作网络提出建议：一方面，要掌握国际合作伙伴所在国政策法规、社情民意等动态信息，充分把控合作风险;另一方面，在维护好现有合作伙伴的基础上，适时调整战略布局，拓展与亚洲、欧洲地区的合作;第三，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保障，内外联动、相互贯通，更灵活开展国际交流形式、更积极提升国际共识，在国际科技合作中主动发出中国声音。(本报记者 房琳琳 陈 曦)